西夏一直被视为一个神秘的王朝，存世文献稀少。2015年，国家图书馆紧急收购一批珍稀的西夏文古籍。历经4年多的悉心修复，曾经破碎如絮的书页拼合完整，曾经粘连的书页渐次打开，那段过往的史实逐渐重现。

　　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室是个神奇的地方，许多残损的古籍在这里经过修复师的巧手而重获生机。2015年入藏国图的18包西夏文献，经过4年多的努力，已修复12包80余件。“离全部修复已经不远了，剩下的都是修复难度很大的，还要继续研究修复方案，宁可慢一点，也要稳妥。”国图古籍馆副馆长萨仁高娃说。

　　2015年入藏国图的这批西夏文献是近年来发现的数量、内容最丰富、版本与装帧类型最多的西夏文古籍文献，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。西夏一直被视为一个神秘的王朝，存世文献稀少，因此，每一次西夏文献的出土都意味着打开新的学术之门。如今，在国图的悉心修复下，曾经破碎如絮的书页拼合完整，曾经粘连的书页渐次打开。

　　发现珍贵文献，紧急收购、最快入藏

　　2015年5月的，国图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史金波打来的电话，他得知有书商要出售一批西夏文古籍，他从照片上初步判断可能是真品，建议国图尽快派人与书商联系，争取入藏国图。

　　“无论从保护文物还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，这批文献入藏国图都是的归宿。”史金波说。早在上世纪70年代，史金波就曾利用国图收藏的20余卷100余册西夏文献，开启自己的学术生涯。那批出自宁夏灵武的西夏文献是1929年入藏北平图书馆(国家图书馆前身)的，当时图书馆十分重视，认为“此项经文从未见于著录，最为稀世之珍函，应集中一处，供学者之研究”，于是不惜重金购买，成为国内西夏文献藏家。

　　但与流失海外的西夏文献相比，国内的西夏文献仍然稀少。“当年国力衰弱，这批文化宝藏流落异国，‘文归海外，史在他邦’成为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。今天我们决不能让这样的历史重演。”萨仁高娃说。

　　接到史金波的电话后，国图立刻开会研究决定购入。萨仁高娃和少数民族语文组组长全桂花乘坐一夜的火车来到银川，史金波正在当地参加一个学术会议，3人一起与书商见面。

　　眼前落满灰尘、带着泥垢甚至嵌着谷粒的古书让他们感到惊喜，除了8册较为完整的西夏文书籍，还有数百页残页。史金波初步判定，这批文献均系真品，有很多珍稀善本。其中既有国内罕见的西夏童蒙读物《碎金》，也有国内首见的西夏谚语集《新集锦合辞》，此外还有写本《三才杂字》和品类丰富的西夏文佛经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1909年在黑水城遗址曾经发现两种《碎金》抄本和一种《新集锦合辞》，可惜均被盗取。因此，如果此次收购顺利，《碎金》与《新集锦合辞》将填补国内的典藏空白。

　　与书商最终达成一致后，拿到这18个包袱的古籍，萨仁高娃和全桂花的心情却不轻松。按照国图的规定，文献一旦购入，就不能离身，而且必须至少两人同时看守。那天晚上，萨仁高娃和全桂花在宾馆熬了一夜。第二天一早，她们搭乘最早的航班返回北京。“本来按照规定，携带重要文献不允许坐飞机，但当时生怕有变，经馆领导批准，我们坐飞机回京。在过了安检的那一刻，悬着的心才安定下来。”萨仁高娃说。

　　从决定收购到入藏，不到一周，这批西夏文献创造了国图入藏最快的纪录。

　　修复难度极大，既需经验也要靠科学

　　这批西夏文献入藏国图，有力地保证了文物的安全。但摆在国图眼前更加急迫的任务是修复。历经800多年，这批文献尽管总体保存状态较好，但不少残页乍看上去如同废纸，有的揉成一团，有的粘连在一起，如同砖头，上面还带着泥土、沙粒。有的纸张脆化、絮化严重，不要说翻看，就是轻轻吹一口气或打个喷嚏，都可能使其灰飞烟灭。

　　“从修复难度来说，这次比十几年前那次修复西夏文献的难度还大。”在国图从事古籍修复工作40年的修复师刘建明说。2003年，国图启动西夏文献修复工程，从调研、论证到确定修复方案，历时一年，是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对西夏文献进行修复。修复方案确定了修旧如旧、最小干预和可逆性三原则，并在修复过程中全程记录每一步骤，为将来的修复工作打下基础和提供经验。刘建明参加了当年的修复工程，13年后他成为新入藏西夏文献修复小组的负责人。

　　2003年修复的那批西夏文献以佛经为主，装帧方式以经折装为主，而新一批西夏文献既有佛经也有其他古籍，装帧方式更加多样。为了稳妥，每一件文献在修复之前都要专门召开专家会议，共商修复方案。史金波、黄润华等专家全程参与，熟识西夏文的史金波对于破碎的残页如何缀合，能发挥其他人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　　古籍修复考验耐心与细致。刘建明说，最难的一张残页他修了两个星期。还有一张残页，双面都有字，因此不能按照传统的在背面加纸托裱的方式修复，刘建明创造性地在残页四周加上了一个厚纸做成的框子，这样既不影响两面的文字，翻阅的时候又不必用手接触古籍，一举两得。

　　刘建明说，古籍修复既要经验，也要依靠科学，修复过程严谨而细致，每一个步骤都需要记录，每一个步骤都应是可逆的。首先要检测纸张，检测其酸碱度、纤维种类、厚度等，为接下来的具体修复做准备。修复用纸要颜色相近而略浅、厚度相似而略薄，就连帘纹这样通常很难为人察觉的细节也要尽量相近。这样修复出来的古籍浑然天成，清晰可辨又保持了原貌。

　　修复师谢谨诚从事古籍修复工作已8年，经手修复的重要古籍不少，但修复这批西夏文献仍然让他感到惊喜。“首先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这批古籍的纸张的酸碱度偏于中性，基本没有酸化，虫蛀也不算严重，只是絮化比较厉害，纸张还很有韧性。以往我们修复的古籍大都因潮湿而受损，像这样纸张还有韧性的古籍很少。其次是发现了缝缋装这种罕见的装帧方式。历史上缝缋装的书籍很少见，但这次发现了6页，是我国书籍装帧方式演变的重要实物。”

　　有一件古籍给谢谨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古人在这本书上也留下了修复的痕迹，但显然技术不太讲究，修复用的纸是有字的，就硬生生糊在封皮上。经过谢谨诚喷水、拆书、揭取，这些有字的纸露出了真面目。有同事和他开玩笑：“你修一个书皮修出来6件文献。”

　　截至2019年12月底，已经修复好的西夏文献共计12包80余件，全部西夏文献计划今年修复完毕。

　　同步研究解读，提供新的史料和维度

　　学者们对这批新入藏的西夏文献的研究与解读，与修复几乎同时展开。史金波惊讶地发现，其中一份文献与历史影响深远的“凉州会盟”有密切关系，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新的佐证。

　　史金波说：“过去对凉州会盟汉文、藏文、蒙古文的记载，多是后人追述记载。这份文献是另一种民族文字的记载，从一个新的维度提供了新的历史视角。并且这是当时的实际记录，不是后人编写追述，更显真实可信，具有特殊的文献价值。”

　　历史学家的任务之一是在历史资料中寻觅、挖掘对自己研究课题有价值的史料，有条件的还要开拓新的资料来源。史金波曾亲自参与《俄藏黑水城文献》的再生性回归，还集合国内力量整理出版了《中国藏西夏文献》，他说：“近些年的西夏研究发掘了大量新的资料，使西夏研究峰回路转，大大推动了国内外的西夏研究。”